失败的小说家都在学习社会学。

某二十九年的扭蛋機

2019.06.04

一個人路過南苑時,我常聽見貓的聲音。
我曾向女友說明過關於貓的事情。那天我們在城裡一家酒吧喝酒,她點了兩杯樹莓味的啤酒,味道酸澀,身旁兩個男人一直在叫嚷,她就這麼喝到半醉,似笑非笑地搭在我身上,像是要把生活交付給我。我想這是個好時候,如果她將生活扔了出去,我也該讓貓跳出來。我深吸了一口氣,稍稍將她擺正,輕輕扯著她棕色的裙擺,問她是否知道貓是什麼。
「貓?」
總的來說,貓是一種特別的時間,這種時間沒有之前與之後,也沒有過去與未來,只在一個點之中不斷自我重復。這種自我重復似乎違逆了時間的流體性質。然而正因為這種停滯,貓才得以組織起所有晦暗的經驗,將一切曖昧不清的記憶調制為一個明晰的節點……
她已經睡著了。可貓的聲音還在。我喝掉她杯裡最後一口酒,駝著她到街口等出租車。我還在思考貓的出現與消失。某二十九年的一天夜裡,我第一次遇見貓。說遇見或許不太合適,依貓後來所言,我的「遇見」乃是他計劃的一部分:自我進南苑開始,他就一直跟在我身後了,只是一直在等恰當的時機,好讓他一口氣念出開場白。
那段話是什麼?我的記憶有些模糊了。或許是一段自我介紹,或許是一聲「喂」,又或許什麼也沒說。無論如何,我停下來,回頭看了看,貓衝我皺眉,目光自我肩部穿過,眨了下眼後就從牆沿逃走了。那之後我就常常遇見他,有時沈默,有時聊個三言兩語,除了偶爾從地下鑽出,他並未使我感到不安。我猜他或許是我的幻想,就像三十五號樓下一夜之間長出的蔓藤——為了安撫一顆破碎的心,世界能夠給出一切幻象。
車到站了。我嘗試著叫醒女友,可是於事無補。我得想個辦法將她搬到樓上,然後在沙發上找個角落睡下,這樣明早還能起來做早飯,順便完成我中篇小說的最後幾段。那是一個鋼琴竊賊的故事,我寫了許多年,故事變了又變,所有人物都已脫離我的控制,每每在夢裡向我進攻。尤其是最近半個月來,我幾乎每天夜裡都會夢到轟,他一直在向某個地方走去,我醒來後就將那條漫長的路記下來,我每每以為故事即將煞尾,卻從未看到終點。
屋裡一片漆黑,只有空調的電源燈在閃爍。我沿著牆走到臥室,將女友放到床上,脫掉外套,蓋上被子。香薰機一直開著,房間裡有淡淡的桃子味。貓喜歡桃子。除此之外,我已不大分得清轟和貓之間的區別了。她發出微弱的鼾聲。如果轟一直在那條路上走著,時而盤旋向上,時而筆直向下,所有步伐都與其他步伐等同,那麼一個角色也就與一種時間等同,所有角色也就與所有時間等同。我將在轟的故事裡找到貓的影子,在貓的時間裡看到空蕩蕩的夜晚。
「你相信神明嗎?」關上臥室門的一瞬間,貓突然出現在我面前。
我搖了搖頭。
「那你相信什麼?」
「時間、空間、客觀實在、物理法則。」
「僅此而已嗎?」
「僅此而已。」
「那麼,是紅色還是黑色?」
「紅色,夜晚一樣的紅色。」
這對話重複了千千萬萬遍,我卻還是忍不住流下淚來。

貓或許早就死了。三十一年夏天,在我即將失去准入證明的那個夜晚,我最後一次走到南苑,希望找到貓存在的證明。一年多以前,也就是二十九年的春末,朋友告訴我貓死了,有人在南苑撒了許多帶毒的食物,死了三隻貓、兩隻麻雀和兩隻兔子。三隻貓都被送到獸醫院進行了搶救,其中一隻早在南苑就死了——證明瞭經驗豐富的动物保護協會會長的判斷——剩下兩隻則死在病床上,未進行集體埋葬儀式。我不知道貓是否在死者之列,可是那之後貓就極少出現了,即便要同我說話,也是在南苑之外,而此前他從未離開過那裡。
保衛部門後來逐一排查了攝像頭的影像,並未發現任何可疑之處,僅刊發了一份簡短的聲明,表示日後會加強對動物的保護力度。動物保護協會對此事極為不滿,認為保衛部門是在包庇罪犯,要求公開影像資料,保衛部門原本可以正當地忽視這一要求,然而那兩隻死得極為意外的兔子破壞了力量的平衡:兩個不幸的傢伙剛被校長的孫女從市場上買回來,那天下午被帶到南苑散步,趁人不注意的時候在地上拱了拱,幾分鐘後就死了。保衛部最終向全校公開的錄像,於是所有人都看見了,在視頻中,死去的僅有兩隻貓,而傳聞中早在南苑就死了的那只——毛色黑白混雜,眼鏡像是琥珀,黃色的外環包裹著一圈淡綠——並未出現在任何一幀影像中。這種消失並不徹底,除了貓之外的一切同人們的記憶相符:在視頻結尾的幾分鐘,動物保護協會的會長衝到一顆樹下,原地站了數秒後拿出手機打了幾通電話,隨後跪在地上,抱住了一團空氣,像是個癔症患者。
那個夏天,我花了幾乎所有夜晚一幀幀地播放這些畫面,希望能在裡面找到貓的影子。那天下午發生了什麼?或許沒人真的看完了所有影像,那些事情太過瑣碎:一個男人出門買菜,一群攝影愛好者舉起相機,一對情侶在牆邊做愛,一平方米草叢的偶然晃動,那是一陣風還是貓的經過?我無法區分。可是我從未這麼確信過貓的存在,我曾無數次在灰色的影像中觀察他的屋子,我第一次見到他就是在那幢屋子旁邊:在南苑東北角,三層高的磚房,門向西開,上面貼著水電費催繳單;寵物小屋在北側牆腳,頂上已破了幾個洞;日光下不大明顯,陰天能直接望見外牆上的苔蘚在緩慢地擴張自己的領地;窗戶是八十年代裝的,前年夏天一場大風吹過,玻璃碎了一半,剩下一半也有裂痕,窗框上過幾層顏色不大一樣的漆,仔細看能從裡看出半片彩虹的模樣。
三十一年的那個夏夜,我最後一次見到的就是這幢屋子。我帶著一年多以來記下的筆記,那些筆記記錄了關於這裡的所有事情,所有的影像、歷史、記憶。在純粹建築景觀的意義上,這幢屋子並不特別,除去後來重整修給詩歌研究院的小院子,整個南苑內的建築都精確保留著二十年代的風格。這種風格產生於殖民者的凝視。殖民者們進入了這個國家,然後不知道從哪兒搞來一堆錢,把這個國家裡的一群聰明人聚到一起,稱他們為大學教授,最後為他們修上一堆屋子。這就是南苑的來歷。如果傳說屬實的話,那麼這些屋子的用料相當昂貴,配得上教授們的學識,然而由於風格有些古怪——外國人設計的園林怎麼能不古怪呢——教授們常在夜裡夢見祖先,亡靈們面目模糊,聲音也不大清楚,總是繞著房梁旋轉,直到外國人都走了才消失。可是平靜並未持續太久。亡靈的呼聲很快從夜間發展到了白晝,教授們意識到自己成了這個國度中的異邦人,新的革命在發生,只是主導權轉移到了下一輩的手上,已經上了歲數的教授們不得不各取手段,在壓抑中緩慢地釋放著時光。
由於這長久的痛苦,南苑終於被寫進了歷史之中。遊客們常常到南苑參觀,電視節目也做過不少南苑的專題,然而在這些參觀與介紹中,人們記起的絕不是痛苦,而是那些痛苦之餘的花邊,一些難以避免的桃色新聞和人情恩怨,觀者試圖將這種臆想的浪漫氣味鋪撒到南苑的每一塊磚上,可那些磚瓦卻寫滿了痛苦和掙扎,始終保持著灰色。說到底,風格是只屬於建築的東西。設想每個磚頭都是一個細胞,那麼由於材料上的優勢,建築總是比人活得更久,記住更多,也預見更多——當教授們逝去的時候,他們大概認為灰色時間就此結束了,可建築卻從未如此樂觀,而是精准地從二十年代一直看到了某年,看到了某年之後又數十年。然而這幢建築卻也沒能留下那些與貓有關的記憶。動物保護協會的志願者們曾在這建築旁邊修築了幾個小屋子給流浪貓,那些屋子裡常能看到各式各樣的貓,一隻兩隻三隻,躺著或是佔著,跑動或是靜止,可是沒有一隻貓是真的貓——貓並未流浪,貓住在建築之中而非建築之外,他永遠不會離開這裡。
或許是建築本身選擇了遺忘。最後那個夜晚,我坐在這幢屋子門口,用打火機點燃了那本筆記,照片在燃燒中發出焦臭,破碎的文段顯得猩紅。在火光中,我看見了貓:黑白的皮毛,琥珀一樣的眼睛,瞳孔在不斷擴張。你在做什麼?我在失去。可你早就失去了。失去什麼?他擡了擡爪子,指向我的身後。我站起身來,順著看去,是門牌號,藍色的,映著火光,「X」。筆記已經燃燒殆盡,貓的身影變淡了,我努力回憶著那個數字,是五十五號還是五十六號,或許是六十號。南苑所有房子都應當有編號,從四十多號到六十多號,可能更窄一些,無論如何,沒有「X」存在過。過去不是通過空間,而是通過編碼被記住的,貓說。那我要如何記得你?你不可能記得我,你已經將我燒毀了。可我還能看見你。你明天就要走了。我還可以回來。回來也是一無所有,你早該發現這一點,從很久以前開始,這個地方就已經失去了自己,今天只是將一切又重複了一遍。我不明白。你不需要明白,從這一天開始,再沒有人知道這裡曾經居住過誰,發生過什麼。那這一切是什麼?是所有人都無法面對的沈默。
貓消失了,像一陣風。
這是我最後一次在南苑見到他。

三十一年夏天,從燒掉筆記的那天算起,往前推兩週或是三週的某個早上,我交上了自己的論文,在簡單答辯之後,正式從系裡畢業。我在大學里念社會學,自該學科獨立以來,一直有不少專業人士希望將詩性帶入其中,然而這些計劃大抵失敗了,至少在我入學的時候,這門學科仍可被稱為「社會物理學」或是「道德力學」。這也就是說,我們的工作是將物理學的方式運用到社會之上,找到社會運作的公式,隨後根據初始情況計算出不同的後果,並用這種計算驅逐一切神靈。這種驅逐是不徹底的,因為我們僅僅驅逐那些名字,而不驅逐其效果。一個社會物理學家可以在咒罵基督的同時認為基督信仰能夠整合社會,也能在尋找貓的同時認為它不過是一種純粹的幻想。我在大學裡習得的就是這些背反。教科書並不會如此陳述,可社會的運作完完全全是由這些背反構成的,就像動物保護協會的會長抱住的永遠是那團空氣,即便它有著溫度,像貓一樣大小,那也只是一團空氣,這使他,使所有人都徬彿患上了癔症。
我所學習的就是這樣一門手藝,一種無處不在的疾病研究,將一切斥為夢幻,隨後再無望地找尋。社會物理學家們幾乎是天真地認定社會中也存在著一種類似萬有引力的道德力量,正是它將所有人組合成了一個社會,可由於這一力學原理至今未被闡明,所有新生都將在第一學年學習關於這一問題的無數種論述,隨後任選其中的一個或多個奉為正統,並假裝自己已經部分習得了社會的法則,直到三年之後交上自己的畢業論文。
事情本該是這樣的:當貓問起我相信什麼,我便向他說,我相信時間、空間、客觀實在、物理法則,還有社會規律。可是向我發問的卻是貓。某二十九年的一天夜裡,我第一次遇見他。他向我說了一聲「喂」。我停下來,回頭看了看,貓衝我皺眉,目光自我肩部穿過。我猜他或許是我的幻想。幻想給了我們一個狹小的空間與世界隔離,讓我們擁有相信的能力。我們原本不需要相信任何東西。如果我們的未來就是那些操作手冊上的人生軌跡,如果在生活的絕大部分瞬間裡,世界都盤旋在我之上,按照它向我訴說的那般循環往復。可是什麼在維持著這一切,是什麼讓我走到南苑並遇見一隻會說話的貓?是一次幻想,一陣譫妄,還是一種命運?
「你相信神明嗎?」身後傳來幽幽的聲音。我搖了搖頭,我知道他能看到我。從我聽到那句「餵」開始,無論我走到哪裡,我都已無法從他眼中逃脫了。那你相信什麼?時間、空間、客觀實在、物理法則,或許還有意外的,命運?沒有神明的命運……貓從牆腳鑽了出來,僅有的一點月色掉在他背上,照出黑白兩種顏色,你知道彈子球嗎?曾有人這麼說:彈子球機不會將你帶去任何地方,唯獨「重來」的指示燈閃亮而已。重來、重來、重來……甚至使人覺得彈子球遊戲存在本身即是為了某種永恆性。這是你要的命運嗎?不,彈子球是年少時代的不斷循環,是無限的吸引,我從未擁有過這一切,我所有的只是蒼白的物理學。那麼,你又要去哪兒尋找我呢?
我要去哪兒尋找你呢?你就在我身後說話,可是每當我回頭,看到的只有一團漆黑,一陣不知從何而來的風。三十年秋天,我同教授大吵了一架,希望將我畢業論文的題目改為對卡爾達諾的研究。或許這能讓我明白貓所說的一切。「這不是我們學科的研究範圍」,教授衝我吼到。是您告訴我社會學可以研究一切的。可是不包括卡爾達諾,系裡沒有人能指導你研究卡爾達諾,這是數學系的東西。我可以找一個數學系人幫忙。你總要在社會學系畢業,你的論文要交在這裡,而系裡所有的老師,包括我,沒有人能看懂這個研究的意義。它有意義,只是……只是什麼?只是不是社會學的意義。那就是沒有意義。可是我夢見了。夢見?我夢見一堆骰子在搖晃,像是要從罐子裡飛出來,一隻貓坐在旁邊,黃綠色的眼睛盯著那個罐子,我連續七個夜裡夢到這個場景了,那些聲音一直在我腦海裡徘徊。我可以幫你聯繫學校的心理醫生,你可能是壓力太大了。您難道就沒有那種時刻嗎,覺得某些毫無意義的事情充滿了意義,像是未來突然向自己敞開,或者是一切都已經消散,我們只能追回一些殘影。我沒有過,如果有,那也是年輕時候的幻覺。可是我們都無法逃避幻覺。你或許可以這樣……
教授向我敘述了一個複雜的計劃,其核心是將卡爾達諾與社會物理學關聯起來,從卡爾達諾到帕斯卡、惠更斯、伯努利與泊松,最後走向孔德、塗爾乾。必須承認,我幾乎沒有聽清他在說什麼,他太小聲了,而且眼睛裡充滿了憐憫,像是在看著一個精神病人。我們曾經一起花了相當長的時間閱讀關於精神疾病的著作,這些著作告訴我們精神疾病是一種社會的建構,他此刻就在證明這一點,他用那雙眼睛向我證明我陷入了無端的妄想,而他在用自己僅有的數學知識拯救我。我們只能這樣做了,追回一些殘影,無法逃避的幻覺,他低聲說著。可是他如何能夠聽見那些骰子的搖晃呢?他在拯救的或許不是我,而是那個沒能被拯救的年輕人。或許他也見到過貓,夢見過這一切。每個社會物理學系的學生都會在某幾個夜裡夢見一些奇怪的東西,告訴他世界並非自己所掌握的那樣,大多數人過幾天便會意識到這一切無關緊要,隨後便是交上論文畢業一走了之,少部分人再也無法擺脫這些夢,只有徹底離開這個學科才能感到安定,也有一些人始終活在這場夢中,身上縈繞著不為人知的恐懼——我在教授眼中看到的正是這種恐懼,他在黑板上寫著那些人名,用一根根線條串聯起來,雙手顫抖,幾乎和我一同落下淚來。

在我畢業之後的幾年里,我逐漸意識到,教授或許見過貓的主人。教授在八十年代初入學,只略晚於老三屆,而貓的主人在某年死去,其間近十年,教授一定無數次路過南苑,也就有無數次機會遇見貓與貓的主人。教授、貓、貓的主人、我。一個鬆散的線圈。人事部的檔案顯示,在貓的主人死後三個月,教授也搬家了,從學校東面搬到了西面,從齊整的宿舍搬到了尚未拆遷的棚戶區,或許是為家庭作準備,或許是別的什麼原因,然而從搬出開始計算,一直到最後確定搬入,中間空缺了三個月,沒有住址,沒有聯繫方式,沒有任何信息,一個人和一堆書架、傢具就這樣憑空消失,直到第二年四月他交上自己的博士論文,檔案才重新記下他的住址。
教授就像貓一樣憑空消失了。下班的地鐵會在每天五點二十分到三十分之間,準時經過教授的辦公樓下,那裡信號不好,難以通話,可是每當地鐵經過時,我總會想起,有一些龐然大物正在從他腳下穿過,而他毫無察覺。我想給教授打一通電話,問清那消失的三個月去哪兒了。如果是檔案記載的缺漏,那麼我就可以放棄這一切。我早該放棄的,就在燒掉那本筆記的時候,放棄尋找貓,尋找那些我已經失去的東西。可是如果那三個月的時間不是憑空流逝,而是在某個瞬間突然蒸發,在所有人都看不見的地方就這麼消失,融化在無限的空間之中,那麼貓也一定會回來。或許要花上更多時間,對於一隻貓來說,從時間中躍回的方法並不容易掌握,我們也許能想到某種辦法,讓教授告訴他,教授經歷過這一切,比貓更早,甚至比貓的主人更早。只要貓能夠回來,我就可以忘掉火光里的影子,還有黃綠色眼眸在我手臂上留下的灼傷。
可教授就這麼消失了,又一次。每當地鐵經過時,我總會給他打去一通電話,佔線、忙音、關機、空號,無一例外的,無人接聽,只是播報越發穩定,到三十五年夏天,幾乎每一通電話的結果都是空號。我檢索過幾次教授的消息,除去三十二年的一次講座外,教授再沒有任何學術活動,沒有文章、沒有會議、沒有課程、沒有訪問,唯一能證明教授還存在著的是系科的頁面,為了展現學術成果,系科會每年更新這份頁面,順便標注出退休的或是死去的教員,而教授並不在此列。不僅如此,在教授的個人頁面上,有一篇文章被標記為「待刊」,後面的日期每年都在變動,似乎是一直在修改。
「中國社會學的源流:從二十世紀至今」,待刊文章的標題同教授三十二年的那次講座一樣。或許教授正是被邀請去參加發表自己的論文,在距離南苑五十米的一幢教學樓里,三〇一教室,從系科頁面上的照片來看,三百人的教室幾乎都坐滿了,前三排坐著系科里的其他教授們,後面還有一些訪問學者,其餘則都是來聽講的學生。照片下方的簡報寫到,教授進行了兩個小時的報告,報告結束後還與聽眾們進行了約一個小時的討論,本次報告圓滿結束。可是教授究竟說了什麼呢?一些聽眾零星的記錄顯示,教授本次的發言頗為古怪。這原本是一個老舊的題目,從嚴復、康有為到吳文藻、費孝通,再下延至系科重建後的一代,脈絡清清楚楚,偶爾有人把時間再往前探或是向後拓展,然而線索總是差不多的。可教授似乎在這個系譜中插入了一位語言學家,並在逐一列舉了他的學術貢獻(毫無疑問都是語言學的)後,宣稱他應當得到足夠的重視。
不難想象,面對這樣的敘述,教授們只能皺眉,當作一個成熟學者偶爾的失手,或許也是創造力耗盡的證明,而只有那些完全外行的學生們將此後的部分記錄了下來,並將之當作事實。一份用了速記法的筆記——記錄者在自己的博客里整理了數十份這樣的講座筆記——表明,在講座的最後一部分,教授開始講故事,而這些故事同貓有關。在記錄之初,記錄者顯然將這個故事當作了飯後甜點,希望藉它緩解此前一個半小時高強度記錄的緊張。然而真正讓他感到不解的或許正是這個故事,在記錄下來的文稿裡,不同的指稱相互包裹,人物、行動、意義一切曖昧不清。
教授青年時代曾經遇到過一隻貓,貓的主人是個上了年紀的語言學教授,青年時機緣巧合留學法國,回國後專攻語言學,幾乎是親手搭建起整個學科系統,然而由於革命時不小心被打中了腦袋,此後便一蹶不振,再無學術貢獻。在去世前的那段日子裡,語言學教授堅信這個民族是貓的後代,上古語音源於貓的鳴叫,希望通過教貓說話來還原上古語音,可是並沒有人願意刊發教授的論文,所有人都以為他老糊塗了。這種孤立在教授退休之後達到頂峰,為防止教授繼續發表有辱語言學界的言論,榮休典禮那天,代理系主任讓兩個學生偷走了教授的柺杖以防止教授來到現場,最後十分遺憾地,在教授缺席的情況下完成了儀式,並將證書和本系全體系友集體購置的禮物——一隻兩個月大的小貓——送到了他的家中。
貓的到來改變了教授的生活。由於教授並未看到儀式上同事們的竊笑(由於教授不在,「竊」的意義變得難以捉摸),他傾向於認為貓代表著系科對自己研究的理解與支持,因此自貓到的第二天便開始學習動物生理學與寵物餵養技巧,希望用這隻語言學的貓完成自己的研究。然而不消幾天教授便認識到,同貓講語言學這件事情畢竟還是缺乏先例,書本上的那一套是行不通的,必須充分運用實踐性的知識才能達成,這也就是說,將巴普洛夫反應與貓的生理特徵相結合,將貓放在自己的腿上,慢慢教他識字,然後是學音韻、各地方言、古音,學會一點就摸摸貓的下巴,如果錯了就扯扯貓的尾巴,如是反覆。
就這樣,在南苑角落的一幢屋子裡,貓一天天長大,會的東西越來越多,可是教授卻無比清楚,自己離完成那個計劃越來越遠了:南苑已變得荒蕪,所有人都走了,剩下的只有時代的殘留物,這裡不可能再出現偉大的發現了,等待他的只有錯誤與嘲笑。故事終結於許多年後,教授在一個秋日的下午溘然長逝,變成南苑中最常見的那種幽靈。貓仍然生活在這幢房子裡,他始終能聽見教授的聲音,那些片段以各種不同的語言向他撲來,每當這時,他就會想起那個下午,因為不小心吸進了柳絮,他走在街上,不停地流淚,而淚水是紅色的,落在地上,像是鮮血。

「為什麼所有人都在流淚?」
剛開始同居的時候,女友經常這樣問我。那時候我剛從學校裡搬出來,還未找到工作,為了能按時交上房租,每週末都要出去給人補習四小時數學,教人如何直接從選項中看出答案。她的情況或許和我差不多,或許稍好一些,無論如何,兩個社會的殘留物偶然相遇了,為了報答她將我從派出所保釋出來,我將自己的臥室分給了她,裡面裝著我唸書時候攢下來的四五百本小說、詩集和畫冊,還有我幾乎所有小說的打印稿,而我自己則睡在小客廳的沙發上。
我並不厭倦這種安排,處於失業中的兩人每天呆在屋子裡看小說和漫畫,偶爾出去工作或是買些吃的回來,生活好像能這樣一直持續下去,望不到盡頭。我從未有過理清關係的想法,實際上,直到同居三個月時,我都還不敢直視她的眼睛,更不用說詢問她的過去或是未來。事情的轉機出現在一個早晨,她拿著一疊文稿,坐在我的旁邊,詢問我關於轟的事情。我並沒有完全睡醒,只是迷迷糊糊地問她是哪個轟。哪個?有很多個,如果你是說我寫的那些。許多人都叫這個名字嗎?只有一個人是這個名字,其他都是後來修改的。修改?為了將故事收尾,我們必須不斷修改,逐字逐句地修改,像是對待一件雕塑品,然而所有的故事最後都會變得模糊,徬彿是同一個故事的不同形式。所以你就直接將他們變成了同一個故事?我想這樣做,但是失敗了,三十一年並不能明白二十二年,時間之間不可通約,就算再過五年,我們也無法理解二十二年的時間,因為它上面已經疊加了別的東西,別的時間,轟永遠走不到那裡。
那天早晨我們說了很久,幾乎是我在單方面地傾訴,這就像是某種後遺症,期望她能再度將我救出。她或許並沒有聽明白,這無關緊要,幾個月之前,她同樣沒有聽懂我在警局裡給她打的那通電話,可是她出現了,裝作我的女友,在警官面前提供了一份精神鑑定書,說明我那天在南苑點燃筆記只是偶然的精神失常,最後將一個潛在的縱火犯保釋了出來。我其實並未想到這麼多,只是碰運氣般地撥通了電話——或許也不完全是運氣,我的通訊錄中沒有幾個人,母親、父親、導師、老家的幾位朋友和學校裡偶然認識的幾個同學,她屬於最後那類,頭像是一個黃銅色的貓鈴鐺,在一列字母縮寫中顯得非常突出。用貓鈴鐺找到貓?我是否考慮過貓和鈴鐺之間的關係,我不大確定,或許某個瞬間存在過這樣的想法,然而當她真的站在我面前,穿著一條黑色連衣裙,毫不費力地拯救著我,貓鈴鐺也就不再重要了。
這樣的場景重現過許多次。起初是在日記上,後來是在夢裡,警局逐漸變成真空,前後的事件也逐漸消失,只剩下那條黑色連衣裙和她的聲音,暗紅色的綢帶隨著身體輕微抖動。我們第一次相遇時她便穿著這身衣服,那時的她已同現在相差無幾,彷彿時間從未在我們之間存在過,後來的一切都只是那天下午的延展。從相遇到那通求助電話,這之間我們再未見過任何一面,然而與黑色連衣裙相關的那些記憶將破碎的時光粘粘起來,像是一種最簡易的時間機器,讓人不斷回到一個曖昧不定的時間點,在此前的生命中看見全部的剩餘——幾乎像是在解讀一段寓言或是經書,只有這樣面對記憶,來回流動的時間才會在其中呈現,幸運的是,那天下午充滿著這樣的質感。
某二十八年,在學校推理協會的一次活動中,我扮演一位逃犯,線索早已被設置好了,據說是一個精巧的謎題,十多個證據合理地散布在三個案犯現場中,會員們需要通過自己的努力一個個破解,最後意識到我——那個逃犯——並未離開這所學校。由於設定上不太合理的精神疾病,我認為第一個死者是自己的女友,隨之而來的悔恨吞噬了我,我將在那個下午跳湖自殺,為這場悲劇收尾,而他們則需要在我自殺之前找到我,並將我移交給會長以換取獎勵。第一個找到我的就是她。我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我剛在劇本寫定的椅子上坐下十五分鐘她就來了,這活動原本計劃持續整整四個小時,這時候他們應該還在研究第一個案發現場,運氣好或許收集到了一個證據。她坐在我旁邊,一言不發,就那麼看著我。你找到我了,我說。你是罪犯嗎?是的。可你不像罪犯,更像一隻流浪貓。劇本上說我有一些精神障礙。你想逃嗎?逃到哪兒去,這是個遊戲,我得配合他們完成。逃吧,到北方去,我可以在這兒替代你。
那天下午的活動以失敗告終,三十個人中總共有十二人找到了這張椅子,並將她帶到會長那裡,包括三組結對活動的人,前後共計九次,會長不得不一次次地宣佈她並非罪犯,真正的罪犯仍舊逍遙法外,而且即將自殺,希望各位再接再厲。可是罪犯早就跑了,站在湖的對面,望著那張椅子。有兩個人經過時曾向我詢問是否看見過一個看起來不太普通的人,我覺得這個形容有些古怪,但還是指向了那張椅子。到活動的最後二十分鐘,所有參與活動的人都在繞湖奔跑,尋找消失的罪犯,所有人都以為別人掌握了更多的線索,悔恨自己的無能。我偶爾會感到抱歉,不過大部分時候我都在看湖對面的椅子,那大概是春天的事情,氣溫宜人,零碎開了不少花,罪犯從一位繁殖成了兩位,人群從我們之間穿過無數次,卻始終找不到我們的罪證。
當天晚上會長給我打了電話,告知我已被協會除名。一小時過後,一封郵件送到了我的郵箱,要我將自己的電話發給她,落款是魚。我的草稿箱中存了七種不同的回件,內容大同小異,最後發出的是最普通的那一條,只問她從何得知我的郵箱。可她並沒有回復。兩周之後,我收到了一個包裹,裡面裝著一個拇指那麼大的貓鈴鐺,黃銅色,上面刻著她的電話號碼。或許是她在湖邊見到的,或許是一種比喻或是紀念,沒人知道這是什麼意思。我將它掛在我的鑰匙串上,每次開門時總能聽到叮呤的聲音,就像一隻貓剛從我身邊經過。這種想象一直持續到三十一年的秋天,我將鈴鐺串在風鈴上,掛在窗邊。因為空氣質量不佳,那窗戶從未打開過。
她大概知道些別的事情,關於貓,關於我自己。我原本是這樣想的,可是三十一年秋天,我們同居的第三個月,當她將我的所有小說攤開在地板上逐章對照時,我逐漸明白了,她只是一個頑固的偵探,希望從生活的每個角落挖掘出可供把玩的真相。如果有一種事物的真實大過另一種,如果一些心靈的質量大過另一些,那麼她就會選擇前者。那個下午的遊戲是這樣,從派出所中救出我是這樣,我們至今的生活也是這樣。她要在一連串的故事中發現眼淚的祕密,這難不倒她。我們第一次相遇時她就發現答案了,她只是還沒把那答案和這些故事串聯起來,而她總會做到的。
三十三年夏天,從城裡回來的那個夜裡,我一個人坐在沙發上,回想同貓有關的事情。在我將要睡著時,她走到我面前,抱住了我,身上仍有樹莓的味道。在客廳,電視在播放一部波蘭電影,我們在接吻,我在流淚。
「你應該從教授的死查起。」
電視屏幕一片空白,她抱著我,貓鈴鐺在搖晃。
為什麼所有人都在流淚?

現存關於教授的材料極少,除去革命期間教授女兒發表的那篇控訴外,絕大多數公開信息都是教授死去多年後才出版的回憶。一定還存在著別的材料,一個人活過就會留下無數的東西,每次從檔案館裡出來,魚就會這麼說,然後拉著我去買冰淇淋,大多數時候是草莓,偶爾是巧克力。從第一次進館算起,我們已經在檔案館裡耗費了近三年時間。說我們或許不太合適,這些調查大都是她完成的——為了維持生計,週一到週五我需要上班,在一家互聯網公司,只有週末或是假期我們才能一起出門尋找線索,而依照我軟弱的性格,如果不是她不斷提醒,我早已將這些行動當成了週末例行的郊遊,或是像從前那樣,在某天夜裡將所有的資料付之一炬。
三十三年夏天,憑著記憶,我向魚複述了那些视频研究思路和大致內容,並將那些視頻都交給了她。大約兩週後,她基本重建了我的研究結果,同樣藍色封皮的筆記本,滿滿當當的一百多頁,就像火光從未出現過。不止於此,在同樣的影像中,她還找到了貓存在的證據:在那顆樹下,當協會會長抱住那團空氣時,曾有一片樹葉掉了下來,從那團空氣旁邊劃過,像是與什麼東西發生了擦碰,輕微地改變了方向。又過幾天,她順著我的畢業論文找到了三十二年的那場講座,確認了兩位教授之間的某種關係,也就是從那天起,我才意識到教授的消失。然而不斷的忙音並未影響她的進展,在僅有的兩張講座幻燈上,她看到了資料來源:學校檔案館的一串編號—— BN / PL / SW / 9497 ——與幾份口述材料,由於後者被匿名化處理為S、W與D三人,短時間內難以找到,那串編碼便構成了我們調查的起點。
六個字母兩兩分組再加四個數字,十位編碼似乎說明檔案儲藏在一個較大的檔案館中,然而市內所有的檔案館都不是這樣編碼的。或許事情沒那麼複雜,魚似乎想起了什麼,檢索了一會兒後便將我帶到了學校北邊的校史館。某八年夏天,這幢建築奠基時,除去參與集資的那群日本企業家,尚未有人意識到將一所學校的記憶貯藏在空間中的必要性,因此從各個角度看,這幢建築都顯得草率:玻璃包裹著一層正面,彷彿是為了營造時間的透明感,可外圍又添加了幾根大理石製的光滑圓柱,支撐著上端的中式屋頂,門口的牌匾照例是大人物寫的,然而與他在別處的題詞也無太大區別。某位建築學者曾仔細分析過這幢建築的語言,最後意識到其中沒有任何系統的理念,「乏味、不適,甚至是噁心」,一層入口的訪問簿上至今寫著這句評語——或許是由於這種感覺過於普遍,除去每年進校的新生外,大多數人在此逗留的時間不過三五分鐘,更不會寫下什麼感想,訪問簿便也久久沒有更新。
並不能苛責建築師或是公眾,他們並未理解這一建築的意義所在,因此將之稱為校史館,誤以為它只有三層:透明的一層與地下的兩層,前者是一個裝飾性的導引,後者則是兩個展館,毫不意外地羅列著人物與時間,隔幾年會有一些更新。然而這幢建築最為核心的部分在地下三層。去往地下三層的路並不好找,在地下二層的東南角,拉開「非工作人員勿入」的幅條,向前走十米左右再右轉就能看到一個漫長的甬道,盡頭是微弱的白光,所有未能被歸類的檔案都存放在那裡。這一切都是魚告訴我的,第一次前往檔案館時,就在那個甬道中,她站在左邊,一邊拉著扶手,一邊拉著我,腳下是一個近乎光滑的斜面,大約在十度到十五度之間。這些檔案從寄放在這裡開始,就從未準備拿出來,所以才是一個斜面,東西輕輕一推就能滑下去,卻要花很多力氣才能運上來。你為什麼知道這些?她沒有回答,只有我的聲音在甬道裡跳動。
這場景出現過許多次。我同她,像是兩箱材料,從甬道頂端滑倒底端,憑著慣性撞開綠色的木門,隨後站起來,向管理員證明自己是一個生命體而非文檔,最後將門關上,走到檔案館的中部靠右的架子旁,那裡儲藏著所有BN開頭的檔案。這些檔案原本是不對公眾開放的,即便魚持有一份偽造的准入證明,原則上也應當限制查閱的時間與次數。然而管理員從未阻攔過我們,也從未在冊子上記下我們的名字,只是偶爾走到我們身邊,看看我們在翻看什麼。整整三年裡,她只同我們說過兩次話:第一次是三十三年秋天,我們第三次或是第四次來到這裡時,她問我們是否在進行教授留下的研究。她說教授原來就站在這附近,登記冊子上記著,教授在三十一年冬天曾連續來這裡二十多次,三十二年春天又來了兩次,此後便再未來訪,她也不知道他的去向。第二次是三十四年夏天,一個週日早晨,她告訴我們下午有人會來檢查,讓我們早點離開。
我們從未想到會在這裡耗費如此多的時間。保守估計三十天,手腳麻利十多天,魚最早是這樣估計的。然而僅僅幾個小時後我們便發現,這裡的檔案排列並沒有任何規律,它們表面上按照編碼分門別類,實際上卻只參考了開頭兩位字母與最後四位數字,其中開頭兩位字母一共只有三類——BN、LO與FE,BN在中部,LO在入口處,FE在尾部——四位數字則並不記在檔案封面上,而是隨機地印刷在內頁的某一位置,有時在空白處,更多時候則是疊印在原有的文本上。唯一能幫我們縮小範圍的只有一把摺疊椅,在BN區域,右數第三列,第十七排與第十八排之間,那是教授的東西,上面用馬克筆寫著一個L,午餐會時我曾見他帶到草坪上。以這把椅子為中心,我們花掉了最初三個月,最後在十六排三層的一個檔案袋裡側發現了那串編碼。BN / PL / SW / 9497,除去這串編碼外,檔案袋裡只剩下一個藍色的筆記本,而它所有的內頁都被撕掉了。
檔案館的工作從此變得漫無邊際。在一堆混亂的檔案中查詢資料的方式與搜索引擎檢索大為不同,由於確切記載所有信息的檔案已經消失,我們只能從相關檔案中尋找未消失的殘餘,它們可能散佈在整個館的每一個角落,就像一群四處逃竄的幽靈。是誰帶走了撕毀了那份檔案?每次經過第十六排櫃子時我總是忍不住向那邊看去。或許是教授,在研究中他逐漸意識到這份檔案中有的內容不應公之於眾,三十二年春天他就是來毀掉這些檔案的;或許是管理員,長久以來的孤獨讓她忘記了自己的責任,她希望將我們留在這裡,而這是最好的辦法。魚是否也會這樣想?大概不會,她的眼神從未像我一樣猶疑不決,只有我一個人在考慮已經消失的痕跡,她關心的總是尚待發現的東西。
三十四年春天,魚翻阅了所有BN编码的档案,幾乎所有提到語言學教授的材料都未涉及他的死亡,即便存在少數也是語焉不詳。三十四年秋天,魚在一本教員手冊上找到了教授的照片,鵝蛋臉,橢圓形的鏡框,眼睛眯著,神情肅穆,後續記錄顯示,他曾兩次擔任學校校長,一次五年,一次七年。三十四年冬天,魚找到了教授榮休儀式的記錄,裡面有一頂帽子的照片,淺灰色的畫家帽,當時少見的樣式。三十五年春天,魚確認了三十二年那次講座中的錯謬,語言學教授早年學習的是心理學,非常熟悉心理學理論與實驗方法,絕不需要專門學習以培養貓。三十五年夏天,魚找到了一張照片,某年前後,在北京的某處街頭,白底黑字的標語下面,教授背對著鏡頭,與人群前進的方向相逆,身子半彎,似乎在找什麼東西,頭上戴著退休時系裡送他的帽子。貓站在畫面另一側,向他看去,它在流淚,淚水是紅色的,像是鮮血。三十五年冬天,魚找到了教授的博士論文,一九二〇年提交,題目是《遺忘的條件》。

十九年夏末,奧運會即將結束時,我們全家裝上兩車行李,準備搬家。我原本沒有任何感受,不過是將東西上上下下地搬運,偶爾意識到一些東西並不值得帶走,便又帶到樓上去。可是最後一次下樓時,住在一樓的貓突然跑了過來,頭貼著我的腿,我蹲下去摸了摸她的下巴,紅色的液體滴到了我的手上。她在哭,我也哭了起來。她的眼睛發炎了,沒有得病,不用擔心,鄰居向父親解釋到。父親點了點頭,讓我上樓去清洗一下,回來就出發。眼淚並沒有停下,樓道變得模糊,房門半掩著,衛生間還有窗口射進的光線,水龍頭在滴水,門外傳來一陣歡呼。八月就要過去了,氣溫依然居高不下,我看著鏡子裡的自己,僅僅幾個瞬間,那紅色便凝結在我手心。
從一個小鎮搬到另一個小鎮,生活並沒有本質的變化。新家在一個半坡上,一片新建的住宅區,從那裡下到商業區要半個小時,走到學校也要一刻鐘。長路修了整整兩年,各種建築機器晝夜不停地轟鳴,腳下是或淺或深的泥濘。我考慮過是否應當買一雙雨靴,這樣就不用太過小心翼翼,然而我最後沒能告訴父親,只是看著這段距離橫亙在我與小鎮之間。這種疏離感或許是種創造,物理上的距離從來不構成問題,心理醫生大概會說,我只是在無用地掙扎,為了減緩與過去的分離。
我只告訴過一個人這些想法,那時我剛把他當作朋友。大約是二十年秋天,課間時候我們站在長廊上,保衛正拿著一頂噴水槍清洗建築北面的青藍色斜面——二十度左右,從五層的天台一直降到一層,像一個巨大的滑梯——旁邊一群人正在比賽跳樓,最後的勝者從三層跳下來而毫髮無損。我感到孤獨,我對他說。可他並沒有聽見,只是朝著剛剛勝利的那個人鼓掌歡呼,並且不斷打量著三層的高度。藍色的雨靴怎麼樣?最好是天藍色,他轉過頭來衝我笑了笑,雙手仍在鼓動,似乎整個早晨都不會停下來。
後來我們考入同一所中學,我在四層,他在五層,教室旁邊是一個天台,課間的時候他經常站在邊緣處朝下看,眼裡充滿憂鬱。他是否聽到了那句話,只是故意沒有回應?還是在羨慕那些能夠從三層一躍而下的人,他們擁有比一般人更大的世界,能夠觸碰到兩層樓之間的那些區域,像一群飛鼠,來回晃盪。我仔細回憶過這些場景,幻想是我從樓上跳下,可一次又一次,永遠看不清空中的景象,只有風聲始終停留在耳邊。飛鼠們或許也無法看清這一切,是飛行賦予了他們某種獨特的心理感知,在點與點之間上下穿梭時,他們一定發現了時間與空間的聯繫,過去就是二層與三層之間的那截白色牆面,所有的空間都座落在上面,可它本身卻不在生活之內,只在墜落時能偶然瞥見。
轟就出現在落地的瞬間。當飛鼠們從三層落下時,地面的聲音太過微弱,所有人不得不在腦海中聽到一聲巨響。這故事起初只有一個情節,就是轟不斷地從樓上跳下,樓層越來越高,直到最後忽然消失。後來則變得略微複雜,牆壁上開始出現圖像與字符,符號的意義並不明朗,甚至在落地後還會繼續吸引轟的目光。三個月之後,這個故事中已經見不到墜落的痕跡。故事開始時下墜早已結束,在一個巷子中,轟似乎發現了時間,嘗試著要追回它,追尋自然以失敗告終。這之後故事開始迅速變化,抽象的時間被構造為一個死去的戀人,巷子依然深長,不過轟所站的地方已是入口,墜落的地點消失不見,追尋時間的方式也從奔跑變成了記錄。
二十二年春天,校長經過時收走了轟的故事。她不可能看懂那筆記本上的記錄,不同的符號、線條、字跡相互交疊,大部分的頁面上都是不同人物所生活的時間線,這些線從第七頁的轟開始,有的停止在中間,有的一直貫穿到最後幾頁。我幾乎無法想象這些線索中止的時刻,如果他們不向我走來,我就要找回他們。幾周之後,某個週三中午,確認辦公室裡無人後,我爬到教室窗外,順著露臺走到辦公室窗外,用螺絲刀卸下了窗框,輕輕將窗戶取下後爬了進去。保險櫃的鑰匙在校長抽屜中,校長抽屜的鎖是老式的,可以用兩個曲別針打開。我從保險櫃第三排最右的格子裡找到了我的筆記本,看上去並無變化,所有線條仍舊存在著,故事還在繼續。後續工作並不複雜,拿一個同款的筆記本放在櫃子中,將鎖與鑰匙還原,把窗戶重新裝回去,一共是六個螺絲,底部四個,上面兩個,由於打孔出了問題,其中有一個螺絲旋轉的方向相反,僅此一點需要特別注意。
或許是風聲太大,或許是過於緊張,我並未注意到灰的出現。我們第一次交談就在這露臺上,在我擰完最後一根螺絲後,他問我在這裡幹嘛,我則用叫聲作出了說明。他並未理會我的尖叫,只是從我身旁走過,在露臺盡頭,伸手從空調機上拿回一個黑色袋子,回來時輕輕晃動著。第一排櫃子裡的東西都在這裡,兩臺遊戲機、一部手機和三本漫畫,昨天來不及帶走了,順手丟在了空調機上,你呢,你又偷了什麼?一本小說。怎麼偷這個?因為是我寫的,丟了就找不到了。那你有空給我看看,不過估計我也看不太懂。我也不太懂。你有空可以來找我藉袋子裡的東西。好。我叫灰。他並未詢問我的名字就走了,從窗戶爬了回去,像是一只靈活的飛鼠。
那之後我們偶爾見面,並沒有特別的約定,如果在路上碰到了,就在鎮上四處晃盪,找點事情做,然後各自回家。露臺的中午確定了我們之間相處的基本模式,我叫他灰,聽他陳述他的宏偉計劃或是已經完成的某項探險,而他則從未叫過我的名字,只是用各種代詞或是歎詞稱呼我。我並不感到苦惱,整個二十二年,從春末一直到冬天,我就在那些代詞與歎詞中行走著,一點點收集著小鎮的聲音。在地下通道裡塗鴉,往雪鐵龍排氣管里塞鞭炮,關掉主幹道上的交通燈——所有小鎮上的活動都有一種基本特徵,那就是需要不斷地奔跑。有時候是為了追趕時間,有時候是為了釋放身體裡多餘的熱量,更多時候是為了從懲罰中逃脫,我們不得不飛快地穿過小鎮的每一個街道,直到笑聲逐漸淹沒了腳步聲,小腹也感到一陣疼痛。
由於那些疼痛,我的故事裡開始出現空間,所有的角色都居住在一個鎮上,轟是這個鎮上的郵遞員,所有人都有著自己的故事,都在不斷地奔跑,可是所有的故事又都能回到轟的這裡,回到這個小鎮的空間之中。我還沒給那個鎮想好名字,名字總會出現的,只要它出現了,我就會把那本筆記遞給灰,問他是否能辨認出裡面的街道和商店,或者是這個鎮上唯一一棟現代派建築,我們曾搬著一打汽水,爬到它斜面的頂部,一瓶瓶地喝光,然後將易拉罐丟進幾米外的河中。那天氣溫很低,幾乎沒有遊客再到附近參觀了,只有一個釣魚的中年人在河邊坐著,幾乎是我們的正下方。十二個罐子中,他釣起了七個,剩下的順水飄去,或許能匯入長江。
二十三年夏天,夏風穿過街道的夜晚,灰打電話給我,說自己正在做一個實驗,要我去他家附近。十五分鐘後,我跑到了那裡。前日下過小雨,殘存的雨水順著溝渠緩緩向下流著,一只貓躺在地面上,路人不時駐足。你來晚了,它已經死了。死了?死了,我餵了它幾顆芥末花生,後來它開始咳嗽,一直咳嗽,我怕它出事就輕輕拍它後背,幾分鐘後它不咳了,開始流眼淚,紅色的。這只是炎症,我們還可以送它去醫院。可是它已經沒有呼吸了。我見過流紅色眼淚的貓,我們還可以救它。灰看著我,隨後將貓抱了起來,朝著寵物診所跑去。我跟在他身後,水渠的聲音變得很大,像是在推著我們前進。
貓並未復活。醫生告訴我們,這隻貓早就死了,呼吸道裡全都是血。灰或許在哭,我也在哭,只有醫生在收拾貓的屍體,他要將它送到處理站去火化,將純白的皮毛燒成一團漆黑。二十三年秋天,開學儀式結束後,一只貓竄到了主席台上,繞著話筒走動,但這並未影響年級主任的工作,他宣讀了兩份處罰通知,一份是我的,由於破壞學校財產,在校史館中隨意使用滅火器,我被記一個大過;另一份是灰的,由於盜竊且情節嚴重,學校在與該生家長協調後,協助其轉學。所有人都在看著我,就像前一天夜裡,所有人都在看奧運會閉幕的煙火。

三十六年開春的時候,檔案館的搜尋即將結束,魚開始整理現有的材料,希望發現一些遺漏的信息。幾乎同一時間,人事部通知,由於公司經營狀況不佳,我被無限期停職,除了隔三差五去簽到一次防止被徹底開除外,我所有的時間都空了下來。我開始每天同魚前往檔案館。從家出來,順著向北走到地鐵站,一共轉乘兩次,十五站路,坐到學校西邊,然後用魚偽造的證件進入校內,經過一個小湖,在保衛上班之前進入檔案館。由於文檔不能複印,整理材料比分析更為困難,每天進館後總要先將所有需要的檔案取下來,再把需要的文件層疊鋪放在她周圍,組成一個無法進入的圓,魚會在那個圓裡呆上一整天,我則在圓外修修補補,直到下午閉館時再逐份放回。
同大量的檔案接觸就意味著要承受超出物理實在的時間之重。每一份檔案都潛在地指向了某個或某幾個時間點,少數幾個節點能夠引起人的注意,然而當時間變得繁複,不同的時間來回交錯時,人便再也無力把握這一切,只是看著它們從自己身邊流過。魚要如何承受這些重量?或許她不需要承受,或許那具我在夜裡凝視過無數次的身體中存在著某種特殊的結構,使她可以毫不費力地在湍流中來回穿梭。相較之下,我只是一個岸邊的遊客,除去收拾擺放文件外,其他工作我幫不上忙,大多數時候我只是坐在一旁看著她,聽著翻動文件的聲音,少數時候她會給我一些小活計,讓我看看能不能解決。
我所需要處理的任務大多數都顯得古怪。對著一張聲韻表研究先秦語音、整理南苑的花卉時令、搜尋學校幾次改建前後的地圖、研究教授擔任校長時期的人事流動、查詢教授在語言學教研室的同事、確認那頂淺灰色畫家貓的廠家……針對不同的任務,魚會多少提供一些輔助材料,其中有的和任務本身密切相關,例如一張四十多年前的發票,上面記著語言學系訂購了五頂畫家帽,廠商在保定,工商系統上查到,工廠十二年前已破產結算;也有的材料與任務本身關係不大,一張公交車牌照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明教授的出行狀況,零星的其他材料更是難以利用,任務最後無疾而終,魚並沒有責怪我,或許她也不明白兩者之間的關係,只是在一個事物中瞥見了另一個的影子,而這正是我們所缺少的東西。
我們缺少真正的影子。地下三層並沒有日光,一整天裡我們的影子都在自己的腳下,沒有任何角度的變化,也沒有與其他陰影交疊的時刻,這種相對靜止使我們失去了物理世界的實感,只有頭頂老舊的照明燈會時不時閃爍,提供了一種基本的時空座標。偶爾,在工作間隙或是發現什麼的時候,魚會轉過頭來,目光在我周圍遊移,嘴巴一張一合,彷彿要對我說些什麼。可我總是聽不清。魚大概也知道這一點,所以每天下午結束後,在從冰淇淋店回家的路上,魚都會完整複述一遍當天的發現,估算剩下的時間。到四月底的時候,所有材料都要整理完了,魚已經有了基本的構想,只剩下兩個細節需要確認:其一是那張遊行的照片中,黑白標語下的教授所處的街道;其二是教授博士論文的內容,至少是一份簡單的摘要。
那張照片並未耗費我許多時間。或許是由於照片老化,幾條黑白色的標語都已不大看得清,只能分辨出「萬歲」兩個字。好在標語本身的出現與大量的人群便已說明這是一場遊行。靠著畫面左側的桃花或是櫻花,開在路邊,花已顯得稀少,時間大約是四月底或五月初。考慮到遊行的規模與時間,備選數量屈指可數,對照檢索到的路線圖與市內種植了較多桃花或櫻花的路段,可以框定三個備選的位置。由於路段改造較多,路面與路燈等大多不具有參考價值,不過植物挪動應該較少,實地拍照對比背景的植物密度後,僅剩下萬壽寺與白石橋一帶符合條件,時間則是四月二十七日。
然而博士論文的搜尋卻並未如此順利。一般而言,搜尋一篇學位論文最簡單的方式便是在該校圖書館系統中進行檢索,可由於三十年代的一場火災,教授母校的論文庫內近半學位論文付之一炬,僅剩下目錄與編碼,教授的論文即在此列。不僅如此,整個三十年代的心理學研究都未見到對教授論文的引用。在所有的公開文獻中,能夠查到教授信息的只有牛津大學的一本心理學史手冊,由於宣稱自己採取了全球視角,書內列舉了大量華人心理學家及其成就,其中與教授相關的段落提到,教授的博士論文用一種統計方法檢驗了記憶、遺忘與情緒之間的關係,在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心理學的系統與理論》中,查普林(Chaplin)與克拉維克(Krawiec)曾系統梳理了這篇論文的意義。
然而出版物目錄檢索表示,查普林與克拉維克的著作並不叫《心理學的系統與理論》(Psychological Systems and Theories),而是《心理學系統與理論》(Systems and Theories of Psychology),並且該書第一次出版於一九五三年,最後一次再版於一九六二年,並未在一九七九年出版。如果鎖定時間而忽略作者名稱與書名,那麼類似的書包括巴塔蘭菲(Bertalanffy)的《系統的一般理論:心理學的應用》與馬克思(Marx)的《心理學中的系統與理論》,兩書的出版日期都是一九七九年。在費了些力氣將這些書的不同版本一一拿到手後,逐章的閱讀證明,牛津手冊的作者確實只是記錯了書名與出版日期,一九六二版的《心理學系統與理論》中的确提供了教授論文的節選,在第一百三十二頁,一共兩個自然段:
通過對一百多次實驗的分析與觀察,本研究令人信服地說明了,無論是在確認記憶的準確性與保真性方面,還是在回憶材料中的細節方面,情感都是一個令人失望的因素。事實上,學習和感知中存在著的感情與回憶的準確性與正確性之間並無任何相關性。無論在材料呈現時引起了何種感情,這些情感都會很快消失,即時回憶與一兩週後的回憶中都為表現出最初的情感的痕跡。不僅如此,在後來的回憶中,那些並未實際存在過的情感對記憶的內容造成了廣泛的破壞,當情感越來越積極地介入人们自身的回憶,並影響各種主觀的構造時,原初的記憶快速地消失,積極或消極的情感則顯著增加。這讓人懷疑情感的本質是什麼?它是什麼時候在一個人對記憶材料的反覆回憶中出現的?作者傾向於這樣的觀點:情緒產生於人们的各種組織相互適應的過程,如果那些過程為回憶提供了阻力,那麼便會產生不悅,這種不悅是對人们即將納入的回憶的抵制,而如果阻力很小或完全沒有,那麼人们就會感受到愉悅。
研究已經充分說明,在學習後的延遲回憶中,情感只發生在回憶成功或失敗之時,與回憶的內容則並無關係。任何數據的出現,不論是正確或是錯誤,就在人们回憶的努力最活躍的時候,都會給人以愉悅的感覺。相對的,如果人们未能展開回憶,或是他未能記住任何事物,通常便會導致不悅,這種不悅的體驗越強烈,人们便會越發努力嘗試回憶。事實上,情感在人们的回憶中僅起輔助或偶然的作用,它從未先於人们的努力,而總是出現在這種努力之後。在人们的記憶及對遺忘的抵抗中,情感不過是一種偶然的因素,能夠幫助人們確認回憶的正確性,或是拒絕接受特定的回憶。無論是短期回憶還是長期回憶,本研究並未發現情緒對回憶的決定性影響。在這些實驗中,情感的效果一方面與人們對其作用的主觀期望有關,另一方面也與人們回憶中所經受的阻力有關。在本研究的所有實驗中,沒有一次是情感將回憶引入或護送到意識中的。作為遺忘過程留下的唯一內容,情感在形成之後還會留下嗎?鑑於上述事實,我們傾向於否認桑代克、泰特、霍林沃斯、柯勒格羅夫和科瓦勒夫斯基所持的觀點,即愉悅會產生一種印記從而有助於回憶的發生,同時我們也拒絕了阿布拉莫夫斯基所持的觀點,即在所有其他內容都被遺忘之後,情感仍然存在。情感只是記憶的副產品。
這並不是教授論文的結尾。在檔案館裡的最後幾個下午,我翻譯了這兩個段落,並且仔細查看了查普林那本書的上下文,其中提到教授的論文也涉及了圖片記憶與文字記憶的不同,以及帶有聽覺、圖像、運動的場景記憶與靜止的記憶的差異,按照順序,場景記憶與靜止的記憶的對比應當是這個研究的最後一部分,儘管並未被理解為研究的重點。我並不太明白這份研究的意義,就像我並不明白教授說的是否正確。五月二十日下午,我將這些材料整理給魚,她看了一眼後便放在了地上。兩小時後,所有的文檔被放回到架子上,魚拉著我走到管理員面前,在登記冊上寫下了名字,隨後打開門,一點點向甬道頂端走去,默不作聲,就像兩個箱子,文件已經倒空,除了彼此的摩擦外,再不會有任何響動。
在甬道頂端,最後一次向下看時,魚對我說,四月二十七日那天,貓在街頭參加遊行,教授想要去找到貓,把他帶回去,繼續進行實驗,這是教授出現在那裡的唯一理由。可是一隻貓?一只會說「喂」的貓。那或許是我的幻想。一只會說「喂」的貓,一只總是糾纏不休的貓,一只無法被觀測的貓,一只住在時間裡的貓。我想說點什麼,可是聲音突然從通道中消失。她看著我,我在目光裡看到了所有。或許她是對的。貓早就死了。時間開始於那一刻。正是因為死亡,他才變成了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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